1.“如果它没成功，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所有的伟大，都是时间堆砌而成，无一例外。”

放到20年前，人们对苏州的评价毫无疑问是制造业遍地的工业重镇。但今天再看苏州，很多人会贴上硬科技产业的标签。

苏州的硬科技是从生物医药产业开始的。2021年，苏州全市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2000亿元，体量位居全国城市之首；全市生物医药商业化产能，占了全国份额的近40%。

从制造业重镇，到硬科技聚集区，一个新局面的开启，背后一定有一批敢为人先的创变者，坐得十年冷板凳，用时间积蓄力量。

时间拨回2005年，苏州本地创投机构中新创投（全称为“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元禾控股前身）接到苏州工业园区领导安排的一项任务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按照过去的惯例，一个地方要发展某项产业，应该是政府成立一个部门，划出一片区域，然后做规划、盖房子，再去招商，最后做服务。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稳妥，不出乱子；但坏处也很明显——规划永远赶不上创新的速度，只能中规中矩。

“园区把这样的事情交给我们一家投资公司来做，你就能看到当时园区领导具有超前的市场化思维。”现元禾原点管理合伙人费建江在当时是中新创投的副总经理，分管投资业务。

其用意很明显——招商要跟着市场走，往创新的方向去。

分管投资业务的费建江自然也要参与其中。“投资机构的通常思维模式是什么？就是研究行业，研究行业发展的趋势。”

当时，国内只有上海张江有一些做创新研发的新药公司，其它地方多是做仿制药、抗生素之类的传统医药企业。

研究完一遍，他们发现，如果往创新的方向去，国内鲜有可以招商的对象。“主要目标还是要放到国外，这样起点一下子就抬起来了。”费建江说。

往后的故事，就是费建江与分管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科技园“BioBAY”的刘毓文数次到国外招商的经历。

在接受「甲子光年」访谈时，费建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一些情景。2006年，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旁万豪酒店的大堂咖啡厅，费建江和刘毓文等一行人见到了在一家制药公司做首席研究员的徐霆。据说，当刘毓文用流利的英语讲解完“BioBAY”的规划后，对面的徐霆一脸惊讶——没想到“政府招商人员”这么专业，更没想到国内也要搞生物医药创新了！

这次畅聊打动了徐霆，促使他日后来到苏州，创办康宁杰瑞。

尽管当时的徐霆被说动了心，但此行也让来自苏州的一行人意识到，想招来最好的生物医药项目，得拿得出能真正吸引他们东西——“人气”。

“聚人气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办会。”

道理大家都清楚，但怎么办？找谁办？这时，一个名字映入众人眼帘：冷泉港。

冷泉港实验室于1890年创立于美国，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的圣地与分子生物学的摇篮，曾走出8位诺贝尔奖得主。

于是，“BioBAY”团队通过他人引荐，联系到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经过数次充分沟通，到了最后关键条款，他们需要与时任冷泉港实验室主任、DNA双螺旋之父詹姆斯•沃森当面沟通。

“我们两个人飞到美国，跟他和他的团队谈了两天，最终达成了协议。谈成之后，詹姆斯·沃森心情大好，还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吃了个饭。”费建江回忆称。

2010年4月6日，冷泉港实验室在美国以外的第一个分支机构——冷泉港亚洲正式在苏州挂牌。82岁高龄的詹姆斯·沃森也来到苏州为其揭牌，并称：“3年前，这里只有杂草，但从今以后，这里将迎接一个又一个的科学会议。”

事实也如他所说。这块金子招牌，瞬间提升了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甚至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新井贤一，在当时的一次采访中也连连称赞“中国科学家很有潜力”。

此后，在冷泉港亚洲举办的一场场顶级医药学术会议，让全世界的生物医药科学家、创业者知道了苏州这片沃土，并吸引来一个个海内外“背包客”——据说当时发明了全球首个抗肿瘤病毒类创新药物“安柯瑞”的遗传学博士俞德超，从海外回国后，在选择到苏州创业时只背了一个双肩包，“当时他们的开业典礼也只有7个人，其中还有政府的工作人员。”一位投资人讲述道。

他们敢“背包创业”，是因为这里已逐渐形成了一套颇完备的创业扶持政策：先参加领军人才的评比，通过后拿到一笔启动资金；然后政府再给办公补贴、人才补贴……“政府已经像切豆腐一样把创业初期所需的资源给分割好了。”隆湫资本董事长朱伟说。

苏州广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潘学林亲身经历了当时“人气”的变化。2006年他从上海回苏州创业，当时就在工业园区的生物纳米科技园旁边，“那时周围都没什么车流量，后面人、车就明显多了起来。”

医药创业的土壤渐渐肥沃后，一粒粒“种子”纷至沓来。“我们当时面试了一个财务经理，她老公就是刚从英国回来的，在BioBAY上班。”潘学林说。

今天看，发生在这里的创业案例已经数不胜数：刘建强的康众医疗、俞德超的信达生物、袁建栋的博瑞医药、江必旺的纳微科技……

据时任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杨建中回忆，一年里，经他过目的项目就有200多个。到去年，苏州已经聚集了超过3000家生物医药企业。

但生物医药不同于制造业，见钱太慢。生物医药领域有句话叫“十年，十亿美金”，即做出一款新药，至少要花十年，耗费十亿美金。

当初选择发展医药产业，是因为苏州工业园区的领导看到了加工制造业的弊端，“它基本上是做配套，没有核心技术。”杨建中说。过高的外资依赖度，过低的附加值，一旦风暴来临，苏州的产业将独木难支。

苏州需要寻找产业的出路，这才把宝押在生物医药上。

“因为整个社会对这种产业的理解可能未必都有概念，他会认为你干嘛去引进这样一些小企业来呢，这些小企业它生死未卜。”杨建中说。这让新产业规划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他事后曾在采访中坦言，“大家当时心里的压力来自于：如果将来它没有成功，那我们就是千古罪人。所以我们当时的党工委书记整天追问我，这些企业什么时候爆发？”

杨建中给出的回答是，十年。

2.当VC来敲门

“梦想要有，这是人生的灯塔，行动是最伟大的力量。”

这十年，并不好熬。

2010年之后，中国迎来互联网创业浪潮，国内资本市场的热钱集中在IT、互联网行业。当时，尽管生物医药产业在美国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国内医药市场仍没跳出化学仿制药的阶段。因此，生物医药产业仍顶着“风险大、周期长”的帽子。投资者听到“生物医药”几个字，就会摇摇头。

2013年开始，费建江在元禾控股旗下的市场化机构元禾原点担任管理合伙人，做早期投资，他重点看的领域，就是生物医药、半导体等。

“我们团队最早是从2006年开始接触生物医药投资，那会能碰到投医疗的机构不超过一只手，大多是一些医疗产业里面的龙头。我们当时就感觉很孤单。”费建江说。

没有完善的投资环境，就意味着创业者要时刻担心“缺粮少食”。

中国有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如果科技公司整天为钱发愁，它一定也没心思搞研究。

苏州开拓生物的创始人童友之曾回忆当时的一段经历：没有VC愿意投医药，找银行贷款，对于没产品、没抵押的创业者来说，更是天方夜谭。“当时最怕员工加班，因为实验成果出得快，就意味着钱烧得快。”“连自己的工资都发不起，只能够发员工的工资。”

一开始是政府的产业投资在给企业们托底。作为政府投资的代表，元禾控股在成立的二十年里，因为长期大量地支持初创期的科技企业，长达十六年，公司经营现金流是负的。“但是我们心里有底，因为我们那些企业都在往上跑，一旦突破一个临界点的话，我们就会迎来井喷。”元禾控股总裁刘澄伟此前曾表示。

这个临界点的最终出现，要到2019年。但在此之前，黎明的曙光已经投射进来。

2016年2月3日，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国内创新药研发企业——百济神州正式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2016年第一家赴美IPO的中国公司。一个多月后的3月18日，园区内的和黄医药也登陆纳斯达克，并双双被资本看好。

“当时他们还没有盈利，甚至没有多少收入，药品也还在临床阶段，但纳斯达克打开了一个口子，让VC看到没盈利的企业也能IPO，这样他们就可以退出了。”费建江说。

在他们上市之前的一个月，红杉资本也落到苏州生物纳米园。

VC终于来敲响苏州硬科技的大门。

在互联网浪潮最热的几年，苏州其实并未产生叫得响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同程旅行算一个，但其实也并未在细分领域做到头部。反而生物医药领域，在日后的势能逐渐爆发，并不断吸引各路VC前来，甚至带动苏州整个硬科技产业崛起。

2019年6月13日，一个平静的日子，苏州正迎来一年中最好的游览时节。但苏州工业园内的几百家企业的负责人正在埋头加班，因为此刻百公里之外的上海，科创板正式开板。

多位扎根苏州的投资人都向「甲子光年」表示，科创板开板就是那个苏州科创产业发展的“临界点”。

在这之前，苏州的科技创业者都坐了十年冷板凳，几乎每天都是“生死未卜”；在这之后，未盈利的科技企业可以选择国内上市，不仅创业者一朝成名天下知，苏州的硬科技也成为全国VC眼中的香饽饽。

有几个例子最能代表当时苏州创业者的“风光”：

2001年袁建栋从美国博士毕业后回国，2019年他在苏州创办的博瑞医药成为科创板高端仿制药第一股；

2005年，刚从美国回国的江必旺在北京大学深圳校区做老师，2021年他在苏州创办的纳微科技成为科创板“最牛新股”；

2006年徐霆还在美国某制药公司做首席研究员，2019年12月他在苏州创办的康宁杰瑞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当初背包到苏州创业的俞德超，2018年10月底将自己创办的信达生物送入港交所……

目前，苏州市境内外上市的233家公司中，境内A股上市公司190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五；其中，科创板上市公司46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三。

博瑞医药在科创板上市

时间的磨砺，终究换来了幸福和收获。

如今，VC到苏州设办公室已经是常态。不仅有红杉资本、高瓴资本、启明创投、毅达资本、君联资本、中科创星等财务投资机构，还有华为旗下的哈勃投资、字节跳动等产业资本。

最近的一个动向是，8月GGV纪源资本在苏州设立创新中心。

仿佛，十年前资本在北上深追逐互联网创业的感觉又来了。只不过这次资本看的是硬科技，在苏州。

3.重现“背包客”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

苏州先导产投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相城车联网产业基金合伙人王晟最近这两年有一个感觉：苏州高铁新城智能驾驶氛围越来越浓，南天成路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智驾大道，不仅时常看到各类自动驾驶汽车穿梭在路上，中午到楼下吃个饭，碰巧还会遇到一些“牛人”，比如中智行创始人王劲、禾多科技创始人倪凯，或者是Momenta创始人曹旭东、智加科技创始人刘万千等。

要是放在几年前，你想见齐这些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他们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广州，有的在美国。是什么让这些人纷纷来到苏州相城？

时间要说回5年前。

2017年的一天，苏州相城在机缘巧合下接触到前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总经理王劲。作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自动驾驶先驱之一，王劲的到来给苏州相城带来了甘霖。彼时全国都在掀起互联网创业浪潮，但条件并不差的苏州是“互联网的沙漠”。

苏州市亟需摸到一个方向，避免在轰轰烈烈的科技大浪中被埋没。

发展互联网？北上深杭的四座大山已经把这条路堵得死死的。

还有一条路，就是人工智能。纯发展AI技术和智能安防也没多少空间了，而基于AI的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则刚开始展露头角。

产业、科技二者谁是核心？过去可能会有争议，但现在人们已经没有疑意，就是产业。没有产业基础，科技发展就是无本之木。

说到这儿，苏州市产业的当家人就明白了，自己最大的优势不就是过去30年积累的制造产业基础么。其中包括几大领域：3C电子、汽车、新能源电池、半导体。以及此前上海的制造业外迁，多数制造业企业也落到了苏州和其周边区域。

如果用AI将这些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升级，将创造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幅壮美的画卷，就这样缓缓打开了……

先是在2018年初的美国CES电子消费展上，相城区科技招商人员遇到了参展的智加科技创始人刘万千，3个月后，苏州智加科技有限公司在相城区成立；在苏州智加成立前的一个月，相城区科技招商人员又接触到Momenta，彼时这家自动驾驶公司正为在北京路测发愁，于是苏州又把这家公司拿下了。

苏州做自动驾驶，是有基础的。

早在2017年8月22日，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就研发了无人驾驶电动中巴车，并完成上路测试。其中，无人驾驶技术的关键构件智能驾驶控制器、自主转向与自主制动执行机构全部由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自主研发。

此外，为了发展自动驾驶产业，苏州也做了不少公共服务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比如自动驾驶测试道路，自动驾驶云算力平台、AI数据服务平台、海量仿真SaaS平台、自动驾驶云控平台，以及开放应用场景平台等等。”王晟说。

更关键的是，苏州拥有密集而完备的汽车制造基础。比如，在负责整车生产的主机厂方面，苏州当时有2家，分别是金龙、奇瑞；在汽车零部件方面，有苏州博世汽车、日本爱信以及德尔福等。

知行科技是苏州本土生长出来的一家自动驾驶企业，其创始人宋阳此前曾担任博世中国智能驾驶研发部创始人。

他在接受「甲子光年」访谈时说，知行科技在创立之初，就定位是“做产品的公司”，先从L2量产化切入。

和人工智能一样，自动驾驶近年来也碰到一些难题。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声音都认为，L4的高级别自动驾驶正遇到落地瓶颈，而L2、L3的量产自动驾驶方案成为现阶段的趋势。

追求一步到位的自动驾驶公司，会以加强自己的AI能力为目标，不追求短期的量产；但要做产品，就不能纯做技术，要把技术转化成商品。

“这也就意味着，你不能有短板。”宋阳说。自动驾驶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皇冠上的“明珠”，是多种技术的共同集合，既要懂得图像处理算法，也要懂得如何与传感器进行配合，也不能落下对硬件的决策控制……

知行科技产线上，一块块集成电路准备下线

通常这些对一家自动驾驶研发公司已经差不多了。但要做出产品的话，这些还不够，还得有极强的项目管理能力，“我们已经通过了项目管理中非常核心的ASPICE Capability Level 2认证以及ISO 26262：2018全流程认证，这都是知行科技不断探索智能驾驶的重要里程碑。”知行科技CMO仇春说。

听上去，就非常“工厂”范儿——直指产业化，这是苏州自动驾驶企业跟其他地方的不同。宋阳介绍，目前知行科技在开发和已落地的车型已经接近30个了，“除了国际知名的Tiel 1公司，其他公司应该很少有能做到这个数量的。”

除了自动驾驶，在智能制造、机器人领域，苏州的优势也越发显现。

2020年，起源于清华大学科技平台“天空工场”的追觅科技在苏州落下一座智能工厂。

追觅科技，以做高速数字马达起家。高速马达也称高速电机，相比传统马达，其具有功率密度高、传动效率高、节约材料等优点。常用于家电（冰箱、吸尘器等）、汽车等领域。

过去，国外巨头可以做到10万转/分钟的高速马达，而国产马达只能达到3~5万转/分钟。“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有一大批最高素质和最高能力的工程师，一定能超越他们。”追觅科技中国区副总经理郭人杰说。

经过近3年的努力，追觅科技把高速马达做到了15万转/分钟，“在12万转/分钟之前，我们还要依靠很多国外的供应链；但到15万转/分钟，已经超越了国外，国外的供应链也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要建自己的供应链。”

这时，追觅科技看到了苏州这片土地。

追觅科技苏州智能工厂外景

郭人杰提到，之所以此时关注到苏州，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追觅科技把技术做出来，需要产业化；二是放眼整个中国的家电产品，苏州是一个绕不开的供应链聚集地，“像扫地机、吸尘器品类，江苏（主要是苏州）大概供应了全球50%~70%的产量。”

此外，苏州此前已经慢慢积累起一批本土的AI企业。比如人工智能和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广立信息就是2015年在苏州创办的。

这些企业陆续培养的一批AI技术人才，成为日后苏州智能产业的坚实后盾。

所以，2018年追觅科技在苏州打造完第一条供应链时，苏州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产品从核心零部件到组装等一整套的需求，没出苏州市就完成了。”郭人杰说。

而且，产品落地的速度还非常快。“比如，从我们打算做洗地机，到真正推出洗地机产品，大概只用了9个月。”郭人杰表示。

更重要的是，这条供应链的完成也代表着苏州产业在该领域的提升，“我们基本上是带着整个上下游供应链完成了技术的反垄断。今天其实很多国外的厂家在追赶我们早已实现的马达转速时，反而需要回到苏州来找匹配的供应链。”郭人杰称。

在智能工厂落户苏州的一年后，追觅科技完成36亿人民币的C轮融资。这笔融资不仅刷新了机器人领域的记录，也让外界知道，投资人敢在苏州投大钱了。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追觅科技是从北向南涌入苏州的案例，而思谋则是由深圳北上苏州的代表。

2019年在深圳成立的思谋科技，一开始就定位做工业AI。其创始人贾佳亚拥有十分华丽的背景，此前他担任腾讯杰出科学家，领导优图实验室，是计算机视觉领域最权威的科学家之一。

“当时深圳办公室还在装修，我们就在上海、苏州这里找办公室了。”思谋科技智能制造业务总经理刘刚对「甲子光年」表示。

绕不开苏州的核心原因，是这里住着密度最高的客户。“我们的人只背着包过来，一天跑三四个客户没问题。”刘刚说。他自己就经常往返于上海、深圳、苏州，“下了高铁，基本不用出地面，坐上地铁，大概1个小时、最多1.5个小时，你就能到客户的面前，而且一天不用换地方。”

昆山因电子制造而知名，这是思谋的四大客户群之一。“我们在昆山租了几套房子，我们的工程师在那边出差基本就不用住酒店，因为这些客户几乎都在附近，只隔着几栋楼。”刘刚说。

但若换做深圳，这将是另外一个画面：深圳市内没有制造企业，制造业基本外迁至东莞、惠州等地。要想去这里拜访客户，需要销售人员自行开车数小时，“那里的客户，经常是聊完一家，出来一看周围是一片农田、土建，走一段才能遇到下一家。”这个效率，你就能想象到销售人员的无奈。

让刘刚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点，苏州的供应链是真方便。“我们想给客户交付一个自动化的设备，设备需要有很多标准件，比如相机、镜头、光源等等，我们竟然在一个园区里就能找到它们全部的供应商，甚至你叫个配送还能给送到面前。”

这种便利性，让硬科技企业简直没有抵抗力。

费建江向「甲子光年」指出了当下的一种趋势：很多从北京、上海等地孵化的硬科技项目，开始要产业化的时候，会喜欢到苏州来。

如今，苏州市各个区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产业：工业园区的生物医药产业，相城区的自动驾驶产业，吴中区的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高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以及集成电路产业……

而且，在工业基础雄厚的苏州高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成为新亮点。2021年1月，高新区出台《高新区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提出到2023年末，完成苏州市下达的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三年工作任务。

苏州的典型特征是腰部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聚集。整个城市也找不出一家土生土长的平台型巨头，但处处都散落着细分赛道领域的单项冠军，比如华兴创源是国内仅有的定制化BMS芯片检测设备解决方案提供商；信达生物是目前全球单抗药品上市数量最多的制药企业；恒力集团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功能性纤维生产基地，在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中排名75，比华为还高出21个位次……

当平台经济走向专精特新，科技走向实体经济，产业创新由少数人的路变成轰然大势，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启了。

4.到苏州，迎接一个产业创新时代

“陪跑明天的科技巨人，赋能企业成长为参天大树。”

“从宏观层面看，未来10年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会比苏州在硬科技产业上更有优势。”

说这句话的，是隆湫资本董事长朱伟。

他是一位地道的苏州人，但过去十年一直在上海做投资。“2019年，我接触的一个项目，有个契机他们要落到苏州，我正好跟下来。在这过程中发现，苏州政府的服务特别有意思。”

当时科创板开板，苏州市高新区发改委、金融办几乎每周都要去上交所，去请相关领导到苏州给企业做辅导，科创板的政策解读、企业上市过程中的问题等等都会一一解答。“一开始圈了几十家公司，慢慢缩到8家，最后据我所知有6家很快就完成了上市。”

从那之后，他就对苏州格外关注。“我当时所在的机构投出了很多上市公司，他们当时想外扩，很兴奋地找了山西、陕西、山东等地方，效果都不太好。最后来到了苏州。”

广立信息的潘学林也有一个感觉，“苏州的政府在很认真地补自己的短板”——科研不足，就拉来中科院苏州研究所、西交利物浦大学、南京大学苏州校区；资本不够，就引来VC，活跃金融机构。尽管广立信息在北京、杭州、武汉、长沙等地都设了办公室，90%的市场都在苏州之外，但让潘学林重新做选择时，他仍不假思索地说会把总部落在苏州。

这给朱伟一个触动，“投资靠比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前，企业最需要的是钱，但现在好的项目根本不缺钱，这就意味着投资机构要用钱以外的东西打动企业，那就是服务。

当「甲子光年」更深入了解后发现，尽管苏州政府在服务意识上与日俱增，但在科技产业方面，苏州仍然缺乏来自市场的专业化服务。在跟「甲子光年」交流的多数企业里，他们一致地提到一个“痛点”——苏州太缺乏品牌服务机构了。

科技是一个非常难懂的领域，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翻译者”，政府、制造企业乃至普通大众都很难直接理解，长远来说这也会影响科技“落地”的顺畅度。

“在这里招个工程人员很容易，但要招好的商务、品牌人员就太难了。”思谋科技刘刚说。为此思谋将商务中心落在上海。

经过深度思考后，朱伟从上海回到苏州。尽管这段路程只有100公里，开车一个半小时，但对朱伟来说这是一次职业和事业生涯的跨越。

2020年，隆湫资本旗下隆湫科技在苏州高新区成立，朱伟则开始满世界找能给产业创新项目服务的资源。比如推出中国财富排行榜第一人的胡润，以及中国科技产业智库「甲子光年」。

由此，开启了「甲子光年」落地长三角的旅程。2022年1月8日，甲子光年长三角总部（下称甲子苏州）正式落地苏州高新区。在签约仪式上，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毛伟致辞称：“甲子光年作为中国科技产业智库，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新能源等前沿技术上有着独到的见解。高新区正在打造创新资源最集聚、创新生态最活跃、创新协同最高效的产业科创主阵地，在此过程中，高新区将与甲子光年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拓展生产性服务业、保险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外延与内涵，以科技服务业助推企业技术创新。”

位于苏州高新区狮山街道的狮山数字经济创新中心，是「甲子苏州」办公地

“今天的苏州，不缺创业者，不缺资本，缺的是服务，这是软实力。”朱伟说道。

甚至，一位苏州当地的政府官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多招一个项目、少招一个项目，可能没那么重要；但如果多招一些第三方服务平台公司，他们来了是能服务我们很多企业的。

这让人回想起15年前，当苏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刚开始落笔的时候，眼光毒辣的产业规划者就下大力气引来冷泉港实验室，托起苏州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服务能力。

而「甲子苏州」要做的，正是在缓缓展开的苏州硬科技产业图谱上，服务好硬科技创业者们。

如今，人们提起苏州的产业，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医药，毕竟这是苏州的“1号产业”；但同时，智能制造、自动驾驶、新能源、集成电路、新材料也已经在全国叫得响亮了。

就在此前，投资圈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苏州的一个新能源项目被三十几家机构争抢。

10年前没有诞生BAT的苏州，终于在产业创新的周期里迎来了自己的辉煌。

关于甲子苏州

甲子苏州，由甲子光年与隆湫资本合资成立，立足于中国科技创新前沿阵地，以苏州市场为核心，辐射长三角，借助媒体、智库与基金的势能，激活长三角科技产业的活力，助力科技落地、产业升级。

甲子光年自2017年成立以来，便坚持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品牌、研究、融资服务，为传统企业谋求科技转型之路，为政府部门提供促进创新发展的研究咨询。目前，甲子光年已在全国科技创新智库、科技产业服务等领域享有较高的行业知名度和品牌效应，具备丰富的行业研究与科技服务经验。

未来，甲子苏州将结合苏州的产业基础和主导产业发展方向，以自身积累的行业品牌影响力、资源号召力、行业认知挖掘能力，推动科技创新落地、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创新培育。此外，在数字经济研究、科创产业孵化、科技企业的品牌、研究、融资等业务的赋能等方面，甲子苏州也将与长三角进行资源互补，协同发展，共同助力科创及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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