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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谷资本陈向明:用“科技第一性原理”看未来
作者:甲子光年 2025-12-30

科技投资在“后视镜”的前提下要有“望远镜”和“放大镜”思路。


2025年12月3日,中国科技产业智库「甲子光年」成功举办了主题为“轰然成势,万象归一”的2025甲子引力年终盛典。


此次大会上,科技产业领域的众多行业领袖、专家学者及顶尖投资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在新技术浪潮下,中国科技产业如何打破边界,实现从技术爆发到产业落地的融合与进化。


其中,银杏谷资本创始人、董事长陈向明结合自身从产业跨界到硬科技投资的经历,分享了其在科技投资领域的长期思考与一线实践。


陈向明认为,在当下做科技类投资,底层逻辑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投资机构不能再固守“宁可错过,绝不投错”的传统风控思维,而应建立“宁愿承担投错风险,也不愿错过未来”的新范式。他形象地提出,投资决策既要用“后视镜”看财务数据,更要用“望远镜”看技术的未来唯一性,并善用“放大镜”去寻找团队的极致长板,而非盯着短板不放。


此外,他还强调了构建投资“生态”的重要性,主张通过系统性地追踪学科发展与科学家谱系,在科技前沿与产业前沿的交汇处寻找确定性,实现从单点捕捉到生态布局的跨越。


以下是银杏谷资本创始人、董事长陈向明演讲实录,「甲子光年」整理删改:


1.寻找科技的“第一性”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关于科技类投资的思考和实践。


我来自杭州。银杏谷资本是杭州的一家投资机构,早期是由浙江省五个制造业集团跨界设立的投资平台。那时制造业还很强大,我们就在想,能不能把制造业的资源、企业家精神和战略眼光引入新兴产业,以此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公司设立以后,新兴产业和科技发展得太快了,所以后半段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反过来了:是如何把新经济和科技引入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升级,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的制造业转型做些探索。所以,我们是一个制造业背景很强的投资平台。


我们的投资团队来自于杭州最大的集成电路企业——杭州士兰微电子。核心成员来自士兰微半导体的投资部,拥有半导体基因,对科技有着独到的理解和执着。


公司从开始投资时,就非常关注科学家的科技成果转化,关注科研院所,特别是关注浙江大学等高校,致力于将科研成果引入制造业和传统产业,为转型升级服务。从这个视角来看,银杏谷资本是一个立足于产业前沿和科技前沿,或者说是希望在两者交汇点围绕科技进行探索的投资公司。


杭州乃至浙江的天使投资氛围非常浓厚,有许多民营投资公司。银杏谷资本作为浙江省天使投资专业委员会的主席单位,有幸见证了杭州这座城市创业成长的过程。比如“杭州六小龙”中至少有5个项目都与浙江投资机构相关,这也证明了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在国家战略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杭州有浙江大学,这几年浙大的创业氛围非常浓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现象比较普遍,每年都有不少老师和学生的创业公司走上资本市场。银杏谷资本大部分投资经理都来自浙大,我们也是全中国投资浙大系项目最多的投资机构之一,见证并分享了浙大产业化的成果。


我们高度关注科技成果转化。除了杭州总部,我们在深圳管理了鹏城实验室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鹏城愿景基金,在合肥也设立了一支围绕中科大科技成果转化的基金。我们是围绕杭州、深圳、合肥这三个科技人员相对密集、创业氛围良好的城市进行深耕的投资公司。


这几年得益于科技产业的土壤和氛围,我们累计投资了将近500家企业,其中上市30家左右,科创板上市11家。可以说,我们受益于“科技主题”产业的蓬勃发展,期间做了很多探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


现在无论是做早期还是后期的投资公司,大家都在谈科技投资。经常有同行说科技投资很难做,它有个特点:无论被动还是主动,你都得往前走、往早期走。因为一旦商业闭环和技术闭环被验证,企业发展就会非常快,到时候可能就投不进去了,所以必须往早期走。


我们的体会是,做科技类投资,第一个变量是要记得“第一性原理”。比如我们有专门的投资经理在不同领域阅读论文,从论文中发掘科技种子,然后思考怎么一起去做产业化孵化,这是我们常态化的主线。


举个例子,两年前我们在网上看到一篇发表在《Science Robotics》上的文章,讲的是十几架无人机在竹林里、信号静默的状态下进行穿越。


无人机需要自主、去中心化地在竹林中穿梭,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竹林是一个非结构化场景,事先也不能进行地图建模。这篇论文上了期刊的封面。当时我们的投资经理就找到了论文作者——一位浙大的90后教授。在公司还没成立时我们就跟他聊,当时市场普遍的判断是:在那个时间点无人机创业很艰难,大疆一家独大,很难有新的无人机创业公司冒出来。


但我们认为,因为有了AI和智能控制,AI的“平权”可能让初创公司拥有和大疆这种大企业平等竞争的机会。于是我们就去孵化了这家公司——“微分智飞”。


这家公司成立大概一年多时间,估值从早期的6000万涨到了现在18个亿,市场对它非常追捧。其逻辑在于:空中的“端到端智能”有可能比人形机器人更早实现。市场在寻找全中国范围内能做空中无人机端到端智能的团队,可能也就那么几个,这个领域是非常稀缺的,于是这个团队就变成了创业明星。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做科技类投资,投资经理要去看关注领域的论文,追踪前沿技术的最新进展,同时结合自己的判断,去孵化或投资相关的项目。


还有一个关于“科技第一性”的例子。10年前我们关注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当时很少有商业化机会,因为国外做得非常好,龙头已经胜出,国内在功耗、效率上很难做好。


但当时我们的判断是:在FPGA领域,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第二选择”。我们在全行业寻找项目,发现当时都是高校老师在做。我们找到复旦微电子的几位老师,投资了现在的科创板上市公司——安路科技。


这也是典型的几位大学老师利用科研种子与产业结合的案例。因为全球科技产业竞争态势的变化,他们抓住了机会。安路科技从开始估值两三亿,到科创板上市最高时达到500亿,这是一个非常生动且传奇的案例,展示了高校老师利用科技种子融入产业趋势所创造的奇迹。


这两个例子,假如用传统的商业化模式去套,很难下决定去投。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体会是:在科技类投资里,你要去放大“科技第一性原理”,要去看未来。


2.告别“宁可错过”


由于大量科技类早期项目存在不确定性,投资公司的底层逻辑也随之发生变化。传统上,投资公司都是要回避风险的,以前行内有一句口头禅叫“宁可错过,也不能投错”,安全第一。包括段永平先生,他也是我们浙大校友,也在讲投资本质叫“回避风险”。但是,假如都这个思路去做,早期有风险的项目谁来做?那个点上有一个Gap。


我的观点是,做科技类投资,可能不能按传统投资公司的逻辑去做。你的文化、底层逻辑不应该是遵循“宁可错过也不能投错”,而要反过来——你可能是“担心错过”并且“愿意承担投错的风险”。这时候,你对“错过”的焦虑可能大于对“投错”的焦虑。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会让一家投资公司的文化、组织结构、人才招聘、投资决策流程等都发生变化。


以前我们做投资项目,更多是看“后视镜”:做财务尽调、法律尽调,看它原来做成了什么事。这当然没错,但在看后视镜的同时,必须要有“望远镜”,要遵循科技第一性原理,看未来这项技术是否具有唯一性,看未来产业变化中它是否是主变量。假如你用望远镜去看一个被投项目或技术团队,可能会看出不一样的风景。


这时候,投资决策委员会在“后视镜”的前提下要有“望远镜”思路,否则可能会错过很多未来很伟大的企业。


同时,所有的科技项目在最早期如果用“显微镜”去看,全是漏洞百出,有一万个理由可以不投。所以在显微镜之后,可能还要用“放大镜”。我一直说,放大镜是要放大团队的优点。有时候一个经济体有一个独特的优点,这个优点是可以“遮百丑”的。投一个科技类项目,可能是为了这一个优点去投,这也符合新经济的模式。


新经济和老经济的区别在于:新经济符合“长板理论”,和老经济中的“短板理论”不一样。以前我们说一个经济体,它的能力取决于最短的短板;而在新经济的未来经济体里,每个组织面面俱到不一定有竞争力,但如果有一点非常突出,市场会帮它去匹配短板。


所以,你要有放大镜,要放大它的优点,这时候你就敢投。这种投,是投未来,投科技。


3.用“生态”对抗不确定


我们这么多年投了500多个项目,总结下来的逻辑是: 我们这么多年投了500多个项目,总结下来的逻辑是: 第一,按科技第一性; 第二,怕错过; 第三,投资于科技前沿和产业前沿的交汇处。我们有一个画像,包含8类人,即科技前沿的四类人和产业前沿的四类人;第四,要有一支专业的投资团队;第五,要有学习曲线。


我们投了很多院士级的科学家;投了很多学术上没那么突出、但产业感觉非常好的年轻大学老师;投了很多在航天院所干了十几年出来创业的博士;也投了很多在大公司里干了十几年的工程师。我们按这个逻辑去投,本质就是要投在前沿。


科技类投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有生态。因为失败率太高,必须要有容错性。面对不确定的事情,靠投资公司几十号人去判断、服务、互动,往往捉襟见肘,所以要建立一个很庞大的生态。


银杏谷是产业背景出身,我们对上市公司的产业非常了解,有很多科学家顾问,也投了很多科技类CEO——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把这个生态维护好非常重要:好的生态可以提高项目线索的质量,可以提高项目判断的认知水平,也可以提高投后赋能的能力。这三个环节都非常关键。


我原来有个观点:有时候不要太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要系统性地去投。比如在浙江大学,我们跟很多学院合作,如计算机学院、控制学院、药学院、医学院,都有很深的互动。以控制学院为例,浙大的控制学科很强。我一直说,控制是物理世界跟AI之间的桥梁,再好的大脑、再好的人工智能,去触摸物理世界的时候,中间要有个控制。


我们早期有很多机器人的创业公司是控制背景出身的。我们投了浙大控制学院“四代学者”的创业代表:最早投了控制学院的老校长褚健老师,也就是现在科创板的中控技术,它是流程控制领域国产替代的龙头;我们投了褚健老师的学生熊蓉,她创办了一个AGV(自动导引运输车)明星创业公司——迦智科技;接着投了熊老师的学生,也就是现在“六小龙”代表之一、云深处的朱秋国;因为投了朱秋国,又投了下一代90后高飞老师的Case——微分智飞。


所以,你要系统性去投。你每一次的成功或失败,都会为下一轮投资提供帮助。我一直在说,系统性去追踪某些学科的发展,这是科技投资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


上个礼拜,我们投资的一家企业“易思维”在科创板过会了,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高校老师抱团创业的案例。创始人是天津大学国家精密仪器实验室的几位老师。


很有意思的是他讲了另外一个故事:他的科技成果在天津,但产业孵化在杭州。他是国家实验室里的五个师兄弟,都是老师,集体辞职到杭州来创业。从公司成立到过会用了6年时间,非常不容易。现在他们是全球汽车生产领域视觉智能的第一品牌,全世界的汽车供应厂商他都进去了。这是传统测量和视觉智能的结合,也是传统制造领域里产业化的典型案例。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还做了一个“五个一”模式:一个投资经理、一个院所、一个院士、一个基金、一个产业孵化。我们希望每个投资经理在自己的领域里,都要跟这个领域杰出的科学家站在一起,同时和行业里的一个院所或大学研究所站在一起,这样能确保每个投资经理的投资视角是站在科技前沿的。


这是10年前我们在公司董事会上讲的:银杏谷怎么用一个投资人的视角,汇聚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去赋能年轻人,推动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升级。这跟今天的时代精神非常匹配。


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人,你的投资要跟国家时代的战略匹配,才能去享受时代产业变迁、科技变迁最前沿变化的红利。假如又有能力,你可以去推动、去引领,这也是一个投资人的责任感。


我们公司现在位于杭州龙井山顶上,我们开玩笑说是“杭州海拔最高的投资公司”。我们非常看好这波由科技驱动的经济转型产业浪潮,也看好杭州、深圳这两个城市的互动。相信在科技密度、资金密度、创业氛围密度以及人工智能这波产业浪潮里,这两个城市可能会提供无限的可能。


也欢迎大家来交流。谢谢大家!


(封面图来源:2025甲子引力年终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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